去见徐老那天下着雨，一路上我都在思忖该如何与一位记忆已渐模糊的耄耋长者追溯过往，思绪纷杂间，车已抵达透过朦胧的雨幕我一眼便看见了那位伫立在单元门檐下等候的老人，十二师退休干部、原史志办主任徐尔。

　　他撑着一把深色的雨伞，头上戴着一顶一丝不苟的黑色礼帽。雨水顺着伞骨滑落，在他脚边溅起细小的水花。他步履虽缓，每一步都踏实沉稳。

　　“是记者同志吧？”他伸出宽厚的手掌。我跟随他走进他家。窗外雨声淅沥，室内茶香袅袅，驱散了秋雨的微寒。

　　正如事先预料，岁月冲淡了他对许多往事的记忆，谈话屡屡因具体年份、人名记不准而中断，但“修志”这件事，在他的记忆里却格外深刻，细节都能清晰回想。

　　在氤氲的茶香中，他带我回到了那个夏天，回到了那段注定要耗费他17年光阴的文化长征的起点。

　　临危受命 秉笔启程

　　1989年，徐尔调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乌鲁木齐农场管理局（十二师前身，以下简称“乌管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终日与文字为伴，会议材料、讲话稿、综合协调……各类文牍事务纷至沓来，他常带着几分自嘲，将这份整日与文字打交道的工作称作“师爷生计”。

　　尽管工作驾轻就熟，但年复一年也让他内心深处渐生倦意。他渴望在退休之前，能真正沉下心来，做一件利国利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不枉此生”。

　　转机出现在1997年夏天，时年58岁的徐尔接到通知。兵团下达了指令：“乌管局必须在2005年前完成第一届编史修志工作任务。”乌管局成立史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史志办公室，由徐尔兼任主任。

　　“那真是一块‘硬骨头’啊。”徐尔的语气中仍带着当年的凝重。上级要求师、团两级需共同完成包括地方志、党史、大事记、组织史在内的32部史志书籍，总字数近千万。当时，兵团及其他师局的修志工作已开展了14年，大部分接近尾声，他们却是从零开始。

　　为了专职修志，徐尔曾郑重提出辞去两办主任职务，但未能如愿，他带着几分“盛情难却”的无奈和“万事开头难，但总要有人干”的决心，接下了这份沉甸甸的任务。

　　起步之艰难，远超想象。他在各团场之间“穿梭往来”，动员、培训，组建基层史志机构。用他的话说，“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工蜂，要唤醒整个沉睡的蜂巢。”到第二年开春，乌鲁木齐垦区的史志编纂网络总算初步建成。然而，真正的挑战，如同一座沉默的大山，横亘在眼前——那就是如何从海量而散乱的原始资料中，梳理出清晰的历史脉络。

　　感恩同行，温暖相伴

　　修志工作，七分功夫在资料。接手后，徐尔很快发现这项工作远比他想象中艰难。按照惯例，他们先是采用传统的修志方式——向下属单位发放编纂提纲，坐等各处室报送资料。然而一年过去了，收回的材料不仅数量有限，质量更是参差不齐，修志工作一度陷入停滞。

　　面对困境，徐尔意识到必须转变思路。他果断放弃了旧有路径，采取了“主编一竿子插到底”的原始却最可靠的方法：边查阅浩瀚档案，边动手编写。

　　带着新的工作思路，他和助手走进尘封已久的档案室。在档案室的角落里，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引起了他的注意。打开一看，里面满是发黄的会议记录、字迹模糊的手写便条，还有不知年月的收据凭证。

　　“那感觉，就像在大海里捞针，又像是在无边的沙漠中寻找前人留下的足迹。”最终，他们从这两麻袋文件中，整理出了80多条珍贵的大事记条目。

　　这份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白天，徐尔还要处理繁重的行政事务；只有在深夜，当家人入睡后，他才能获得完整的写作时间。

　　他常常趴在书桌上伏案疾书，一写就到了大半夜。越是总纂工作推进到后半期，眼看成功在望，他心中的成就感就越强烈，撰稿的兴致也越发高涨。无数个夜晚，唯有一盏孤灯与他相伴；150多万字的《农十二师志》初稿，正是在这样的坚守中，由他一笔一画慢慢积累而成。

　　超负荷的工作节奏严重影响了徐尔的健康。为了保持精力，他每天要抽两包多香烟，长期熬夜和精神压力让他的血压一度飙升到180/120，不得不紧急住院治疗。

　　一次冬夜下班途中，他因思虑稿件事宜分神，不慎在结冰的路面上滑倒，导致手腕粉碎性骨折。即便卧病在床，他的身边依然堆满了待审的志稿。“时间不等人啊，不能再拖了。”这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他内心最深的执着。

　　墨香永驻 史志长存

　　2004年，徐尔迎来了退休之年。然而，望着书桌上尚未完成的志稿，他心中明白，这场文化长征还未到终点。十二师第一届编史修志工作仍在进行中，多个团场的史书编纂需要指导，《农十二师志》《十二师简史》等重要书籍尚待完善。于是，他选择以返聘的形式留下来，继续担任史志办主任，肩负起审核、指导全师6个团场18部史书编撰的重任。

　　历经8年呕心沥血耕耘，2005年，《农十二师志》终于完成“三审三校”严格程序，正式出版发行。当第一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志书送到徐尔手中时，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一遍遍摩挲着深蓝色的封面，良久不语。他说：“那一刻，一块压在心头8年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这感觉就像一个老农，经过漫长的耕耘，终于看到了金黄的稻谷。”

　　此后8年，他继续主持完成了十二师党史、大事记、公安志等系列史籍的编纂。直到2012年，70岁的徐尔才终于为这项长达17年的文化工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问他：“你不觉得这17年太辛苦，甚至有些遗憾吗？”他摇了摇头，平静地说：“修志这件事，是‘资治、教化、裨益后人’的千秋大业。看到这些书能留下来，让后来的子孙知道我们十二师从哪儿来，走过怎样艰难而又光荣的路，所有的辛苦，就都值了。历史需要有人来记录，我很荣幸，我是其中一个。”

　　采访结束我起身告辞，徐老执意送我到门口他戴上那顶黑色的礼帽站在雨后的清新空气里身影依旧挺拔。

　　记者手记：为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塑碑立传

　　走出徐老家，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回望徐老这条17年的修志路，我仿佛看见一场与时间的漫长赛跑。在那个没有数字化辅助的年代，他用手写的千百万字，一笔一画地抵抗遗忘，为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塑碑立传。

　　那一本本厚重的志书，它们静静地躺在图书馆、档案室里，它们像一粒粒种子，深植在这片土地的肌理中，等待着在未来某个时刻破土而出，向后来者诉说前辈们曾如何在这片热土上奋斗与坚守。

　　而徐尔老人自己，也仿佛一部活史志，他的执着、他的风骨、他忘却了许多俗务却清晰如昨的使命记忆，都在无声地诠释着何为“志者”之心——那是一种比纸张更持久，比雨水更绵长，足以穿越时间的力量。（贾芦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