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拐杖叩在水泥地上，发出“笃笃”的声响。日前，86岁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红星四场退休职工宁孝平沿着红星四场小学的围墙蹒跚而行。

　　风掠过树梢，沙沙声里忽然掺进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围墙里几个红领巾正在追逐打闹，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姑娘突然扒着栏杆、探出头来问道：“奶奶！您又来听我们上课啦？”

　　“是啊。”宁孝平眯起昏花的眼，看见小女孩胸前的红领巾被风吹得翻飞，恍惚间与记忆里那抹褪色的红重叠。

　　1961年，她跟随丈夫从四川来到兵团时，这排白杨树才齐腰高，如今，树冠早已越过教学楼，在柏油路上投下大片荫凉。

　　“临近‘六一’，孩子们都回家看望我，热热闹闹一大家人。”当小孙女刘莎从箱子里翻出一个玻璃罐，看到里面放着的几张大白兔糖纸和红柳哨时，宁孝平的手突然抖得厉害——这张1967年的糖纸，藏着戈壁滩最苦也最甜的岁月。

　　那年“六一”前，宁孝平和众多军垦战士一起在盐碱地里开荒造田，指甲缝里渗着褐黄色的土。场部李干事突然攥着个布包跑来，一边从补丁摞补丁的衣兜里掏出五颗水果糖一边说：“场里发的，每家孩子分一颗。”

　　当宁孝平把分到的糖带回家时，五个孩子盯着糖块直咽口水，却齐刷刷地把糖心塞进她的嘴里：“妈先尝！”

　　糖块在舌尖融化的瞬间，咸涩的泪水突然决堤。那年，宁孝平在日记里写下：“等兵团建好了，定要让娃娃们吃糖吃到牙疼。”

　　此刻，抚摸着孩子们用糖纸折的千纸鹤，当年的誓言突然被窗外的沙枣花香浸得发软。

　　糖纸下面压着一个破旧的红柳哨，这是当年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折一截红柳枝条，慢慢旋转，让枝条和树皮脱落，用小刀轻轻刮去前面的绿皮，放在嘴里，就可以吹响。

　　窗外柳树翠绿，宁孝平决定带孩子们取上几枝做哨子。

　　“做哨子得顺着木纹削。”她摸出珍藏多年的军垦匕首，刃口早已磨成了月牙形，“当年，我们用这刀砍过骆驼刺，削过地窝子梁柱……”

　　在宁孝平的指导下，刘莎认真地做起哨子，一不小心扎了手，便好奇地问道，“奶奶，当年你们手割破了咋办？”

　　“抓把沙土按上。”宁孝平一边笑着掏出手绢给她包扎一边说，“那会儿医疗队隔几个月才来一趟，大伙儿都练就了土法子。记得有回张连长被坎土曼砸了脚，直接用烧红的马嚼子烫伤口止血……”

　　暮色降临，七八支红柳哨同时响起，在《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曲调中，宁孝平想起1965年那个狂风呼啸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十几个女同志在沙暴中手挽着手，把红柳苗深栽进流沙中，吼着这首歌给自己壮胆。

　　“后来呢？”

　　面对孩子们的追问，宁孝平指着远处灯火通明的果蔬大棚和万亩棉田答道：“后来就有了这些啊！”

　　玻璃幕墙映着晚霞，宛如缀满宝石的宫殿。当年军垦战士辛苦栽苗的盐碱地，如今回荡着农人们的笑；夜风送来沙枣花的香气，楼房里万家灯火，道路两旁郁郁葱葱……一切美不胜收。

　　当年在盐碱地里许下的愿望，就像戈壁滩上的红柳种子，虽然埋得深、等得久，终究长成了绿荫。那些扎进戈壁的根，正在年轻的血脉里生出更坚韧的须芽……（谢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