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一次浙江对口援疆
文丨赵忠全
平衡区域发展水平的援疆战略，并非当代人的发明。从汉代开始，中国已有经济、军事、文化援疆之举，但因其策略短暂、范围较窄、效果有限，并未被研究者足够重视。但清朝末年的一次浙江对口援疆案例，却较为特殊，或许对今天的对口援疆，有一定启示意义。
19世纪中后期，新疆陷入战乱，“中亚屠夫”阿古柏，在沙俄支持下，侵占南疆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七座城市，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 “七城之国”，自封为“王”，沙俄也乘机派兵侵占伊犁，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即将丧失西域的统治。
1875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全面筹划收复新疆。经过一年多备战，左宗棠率清军三路挺进新疆，于1878年1月光复新疆全境，取得清末对外战争唯一一次胜利。在收复战乱重灾区的过程中，来自蚕桑大省湖南的左宗棠发现，南疆各大绿洲桑树遍野，经他派人调查，竟有80.6万株，但农民却只把桑葚当水果吃，或采之酿造果酒，几乎没人养蚕，这是怎么回事？
居丝绸之路南道的古于阗——今天的和田，凭借天时地利，既是丝绸之路重要丝绸集散地，也是新疆唯一将中原蚕桑——丝绸文明衍传至今的地区。近代在古精绝国遗址考古中，出土大量枯桑，包括一枚4×2.3厘米×0.2克的蚕茧，说明公元2～3世纪，于阗已广泛植桑，并人工养蚕。唐代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中，也记录了一则传说：于阗的蚕种，由东部国家一位西嫁公主私自带来。这一传说与文成公主带蚕种西嫁的史料几乎一模一样，与波斯和东罗马利用僧人携带的空心柱杖，偷运中国蚕种的版本异曲同工。到宋代，于阗人“蚕蛾飞尽，始得治茧”之法，还被苏门六学士之一的秦观所著《蚕书》大加推广，提醒人们“念蚕于人之功”，不可抽丝杀蚕，于阗的桑蚕养殖、丝绸生产技术，竟然影响了中原。但于阗人既不伤蚕蛹、又可得蚕丝的两全之法，并不科学，一旦蚕蛹成蛾后破茧而出，由蚕丝组成的茧壳，必然会被即将化蝶的蚕虫撕咬残断，所缫之丝，多为断丝，质量肯定不高。秦观倡导的，则是信奉佛教的于阗人的“不杀生”理念。这些史实说明，古于阗的丝织业，虽达不到中原蚕桑—丝绸文明的烂熟程度，但在中亚地区，仍然是比较领先的。清末的连年战乱，经济凋敝，使得和田乃至整个南疆蚕桑丝织业曾经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只剩下绿洲中年年葳蕤的桑林迎风摇曳。
左宗棠则从南疆的桑林中，看到了新的机遇和希望。他上奏清廷，提出从内地调拨技术人员和蚕种，恢复南疆丝织业的建议，得到批准后，他立即从蚕茧和丝绸生产大省浙江，招募了“浙江湖州士民熟悉蚕务者60人……并带蚕秧、蚕种及蚕具前来”，先后在于阗、喀什噶尔、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南疆和东疆重点城市，设立官办蚕桑机构，教民育蚕治丝，短短数年，以和田为中心的南疆丝织业迅速恢复。以今天的视角看，左宗棠的这一行动，既是人才援疆，也是技术援疆，既是项目援疆，又是产业援疆。
左宗棠为何从浙江选调人力物力援疆？原因并不复杂。首先，浙江作为中国最古老的蚕桑-丝绸文明发源地之一，已被湖州钱山漾遗址和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出土实物证明；同时，江浙地区的蚕桑丝织业，当时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正借助“洋务运动”向现代工业转型；第三个原因有点世俗，左与时任两江总督陶澍，乃儿女亲家，援疆计划操作起来更为便捷。
政府的大力倡导，60名湖州技术工人的到来，唤醒了南疆各绿洲蚕桑——丝绸文明的内在潜力，生产力迅速恢复。于阗人于公元17～18世纪织造的一种具有古波斯萨珊风格图案、适应阿拉伯人审美情趣的丝织品—— “艾德莱斯花绸”再次大放异彩，至今仍然是中国丝绸产品大系中一个民族风格独特的迥异品种，进一步奠定了和田作为“新疆绢都”的地位。当年，追随左宗棠出征、收复新疆的文人萧雄，曾在其诗中，生动描绘了和田当时的丝织业：彩帕蒙头手挈筐，河源两岸采柔桑；此中应有支机石，织出天孙锦衣裳。
但左宗棠的援疆举措，既要满足于当时稳定南疆战后局势的特殊需要，也深受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影响，官办色彩非常浓厚。他制定了严厉的法令，维护官府的垄断经营，以支撑其在甘肃筹建的中国第一家真正近代工业化意义的机器纺织工厂——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原料供应。最终，于阗的蚕农们不仅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赔累不少，致使民间庶子“相戒不敢育蚕”，南疆的丝织业，终究未能实现崛起。
那么，浙江湖州的60名援疆技工，后来都流落到了哪里？虽然史料不足，但基本的推测可以成立：这些技术工人，有些返回了原籍，但仍有一部分，在南疆各绿洲的茫茫人海之中，彻底沉淀下来。
近30年后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因罪而谪戍新疆的晚清官吏、浙江绍兴人赵贵华，受新疆省政府差遣，奉命到和田考察、发展蚕桑业，也许受“乡党至亲”的观念影响，经赵贵华多方奔走，竟然访求到了左宗棠当年招募来疆尚未离去的浙江湖州蚕工、织工4人。他们都已迈入耄耋之年，儿女成群，仍然从事他们所熟悉的职业，并且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徒弟。赵贵华便将这些师傅和徒弟们发动起来，组成了一个技术骨干小组，大力推广复兴本土蚕桑业，和田桑树栽植规模很快扩大到200万株，蚕丝产量翻了一番多，达70万斤，织机户增至1200余家，年产“夏夷绸”3万多匹，南疆各地的蚕桑业，竟然在晚清大厦即将倾覆的那些年里，“比户业蚕，桑荫遍野。”
赵贵华坚持任由民间“自立牌号，设庄销售”，其经营也明显迥异于左宗棠的官办方式，这也是和田的桑蚕丝织业实现繁兴一时的主要原因。但和田的丝织业最终被外商所控制，80%以上的生丝、丝绸甚至蚕茧，都由俄、英、波斯、土耳其等国商人购走，南疆蚕桑业依然无法走出原料输出地的命运。在中国当时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下，这种结局，几乎是民族工商业逃脱不掉的一个时代宿命。
百年不过转瞬间。由左宗棠发端、浙江人赵贵华收尾的一次历时30多年的浙江对口援疆行动，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巧合的是，如今对口援助南疆阿克苏地区和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的，正是浙江省。当年左宗棠、赵贵华的经典援疆案例，或许能给予今天的浙江对口援疆，新的启迪与警示、考较与激励。
